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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云

魏晉以來，時局紛擾，傳統儒學名教解體，名士避世棄儒，趨附老莊“以無為本”思想而蔚為風氣，因其立意渺玄，故稱“玄學”或“清談”。當時佛教般若“性空”之學甚契此派“貴無”思想，又有學通儒道，博學多識的道安大師及弟子慧遠等，有系統的融和、開展，故玄談名士莫不以“般若性空”充實其學，或增清談之資，佛教于焉深入士大夫階層而迅速傳播。

三國魏地的佛教以般若學及譯經為主，朱士行曾于洛陽開講《道行般若經》，并以“諸未盡善”而西行，求得《放光般若經》，可見此時對般若之學已有新的要求。在譯事方面，特別重視戒律的譯介，曇柯迦羅譯有《僧只戒心》、曇無諦譯出《曇無德羯磨》，而開中國戒法的傳承。

因避戰禍，僧人多從北方來到南方，因此，吳代建業的佛教，多由關中、洛陽一帶傳入，如安世高、支謙等。安世高原為東漢末年譯經高僧的代表，其行走路線正可顯示佛教已由北漸向南傳播。支謙漢文造詣很高，發揚支讖般若一系，譯經甚多。其中《大明度無極經》乃《道行般若經》的同本異譯，系內啟兩晉般若之學，外導六朝清玄之風的重要經典。吳地佛教另一位重要傳播者為康僧會，乃佛教史上記載第一位自南（交趾）向北弘法的僧侶，曾學安世高禪數之學，最具代表的譯著為《六度集經》，孫權為其建“建初寺”，乃江南佛寺之始。

西晉時代，佛教活動仍以譯經為主，竺法護為當時的代表，所譯經典有《光贊般若》《維摩》《寶積》《涅槃》《法華》等各部類經，對于大乘佛教的開展，影響甚鉅。其中，《正法華經》的譯介，使觀音信仰普及于民間，為鳩摩羅什之前最著名的翻譯家。

西晉末葉，北方五胡十六國紛亂，晉室偏安江左，稱為“東晉”。于是中國分治南北二區。北方胡族受到佛教的影響，也大力提倡佛教。例如后趙時期，以佛圖澄開啟佛教的弘傳最為重要。佛圖澄以神通智慧感化殘暴嗜殺的石勒、石虎，佛法因而大行于華北，建寺八百九十所，受業門徒萬計，重要者有道安、竺法雅等。

道安大師為前秦時代最重要的高僧，博學多聞，被視為當時北方學界的領袖。秦主苻堅延請他于長安主持譯場，一時中外譯家云集。道安大師在佛教史上有許多創舉，如：1.提出“五失本、三不易”的譯經理論，要求譯經必“勿失厥義”以深達佛旨；2.為眾經撰注作序；3.分經文為序分、正宗分、流通分三科，為此后譯經者所宗；4.創編《綜理眾經目錄》，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的先河；5.制訂寺院清規及僧尼軌范；6.統一沙門同為“釋”姓。另外，道安在教理思想方面，則以般若性空之義多有見地，創立“本無宗”，承其學者為慧遠。

竺法雅以善用老莊等外學來理解般若義著稱，此即所謂“以經中事數，擬配外書，而為生解之例”的“格義佛教”。

北方佛教到了后秦，由于鳩摩羅什東入長安（四○一），而更加昌盛。羅什在后秦姚興的護持下大興譯經事業，南北俊秀仰止云集，門生弟子三千，其中以道生、僧肇、僧叡、道融最為杰出，稱為“什門四杰”。所譯經籍種類遍于大小三藏教禪諸家，其中《大品般若經》《中論》《百論》《十二門論》《大智度論》，使得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至此文備義明，以之引正“六家”之偏，駁斥“格義”之迂。《成實論》《阿彌陀經》《十住毗婆沙論》《金剛經》《法華經》《維摩經》等譯著，文妙義精，流暢易讀，為古今佛教各界所遵。后來以此諸經為基礎而有三論、四論、成實學派的興起，及天臺、禪、凈等諸宗的成立。羅什譯業貢獻之偉，為整個中國佛教史開創一個新紀元，被譽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。

南方東晉承繼西晉文化，原在中原流行的玄學及般若學也隨之南下。與道安同時，而在南方傳教者有竺道潛與支道林，兩者皆以擅講般若而受到貴族士大夫的欽仰，為玄學式的貴族佛教及格義佛教的典型代表。尤其是支道林，著有《圣不辯知論》《即色游玄論》等，創般若學的即色義，主張即色本空。時人評其學“不減王弼，比做向秀”。與謝安、王羲之、許詢、殷浩等一代名流交游甚密。支道林之后，南方佛教中心即轉為廬山的慧遠。師博通六經，尤精老莊，聽聞道安講般若而出家。后以遠避戰亂而入廬山東林寺。師持戒嚴謹，為南方佛學領袖，當地名紳士學皆崇其行。曾迎佛馱跋陀羅、僧伽提婆等印度高僧入廬山譯經，開啟南方譯經的風潮。應江州刺史桓玄之問，撰著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，明示出家法與在家法的不同，以化解當時佛教與中國禮法的捍格。又集僧俗一百二十三人同結白蓮社，以《般舟三昧經》的禪觀修行，期生西方凈土，是禪凈共修的初創者，后世尊為凈土宗初祖。

慧遠雖足不出山，然親近者眾，道生（曾北上長安受學于羅什門下）就是其中之一。道生孤明先發，以“佛性論”、“頓悟說”引起當時教界的辯論，尤其“一闡提皆得成佛”的主張，更被視為異端，而不見容于大眾，直至北涼曇無讖所譯北本《大般涅槃經》傳入，獲證同于佛說，時人方才驚服。道生所悟的思想對于后來的涅槃、天臺、華嚴和禪等各宗都有深遠的影響。

此外，建康的道場寺，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鎮，以譯經為主。佛馱跋陀羅、慧觀、法顯等，為當時駐錫譯經的大家。

又這時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熱潮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法顯。他在天竺參學十余年，攜回《大般泥洹經》《摩訶僧只律》《長阿含》等多部經典。法顯在佛教史上不僅有崇高的地位，在我國留學史上的貢獻也是影響千古。

兩晉時期，因玄學風行全國，使般若學的研究也達到鼎盛，而有“六家七宗”各擅其勝之勢。“般若”豐富了“玄學”的內涵，“玄學”也成為傳播佛教教義的媒介，史稱“格義佛教”。直至鳩摩羅什、僧肇等師徒的導正，終于形成中國佛教正統的風格。由于學風鼎盛，思潮自由，以及譯經事業的隆盛，奠定了南北朝學派競立的基礎。

選自：《佛光教科書》第四冊